比文物更危险的，是制度失衡 —— 对中国收藏界乱象的公开反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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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格派

我们这一代或许无法立刻改变体制，但至少可以做到“不做沉默的见证者”、“为前辈留下可被核验的记忆”，以及“让后人拥有追问的线索”。收藏的意义，本不在占有。走到今天，我们常想：收藏最终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收藏的终点不是变现，而是让文明活着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们的藏品必须离开双手，也应带着尊严走向公共，而不是走向黑市。这一次，许多沉默的收藏家都站出来说话。不是因为一幅画的高价，而是因为害怕——害怕有一天，我们把最珍贵的东西交出去，却发现它们在无人处被悄悄搬走。

信任的裂缝：一幅《江南春》引爆的南京博物院文物流失疑云

南京博物院是中国首批“国家一级博物馆”，与北京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并称中国文博体系的三大重镇。这里不仅保存着江南文化的核心遗产，更承担着抗战时期故宫南迁文物的保管职责，被视为国家记忆的重要“保险库”。然而2025年岁末，一起围绕明代画家仇英《江南春》图卷的拍卖风波，却将这座百年殿堂推向信任危机的中心。

2025年12月26日前后，中国国家文物局与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宣布立案调查南京博物院文物“监守自盗”疑云。多家媒体披露，南博前院长徐湖平已被带走接受问询。导火索是一件1959年由收藏家庞莱臣家族捐赠的《江南春》图卷，在2025年5月突然现身北京嘉德拍卖行预展，估价高达8800万元人民币——而根据南京博物院档案，这幅画早在1960年代就被鉴定为“赝品”，并于1997年“退出馆藏”。

2001年一名身份不明的“顾客”以6800元购得此画，销售清单写为“仿仇英山水卷”。这一环节成为整起事件的最大疑点：购买人身份为何匿名？价格为何远低于当时市场？谁批准了国有馆藏的“剔除”？

庞家后人庞叔令发现后向国家文物部门举报，拍卖被紧急撤回。12月，多名自称南博职工的人实名举报徐湖平，称其在任期间“将大量故宫南迁文物鉴为赝品后倒卖”。舆论迅速发酵，官方介入调查。

从6800元到8800万元，价格落差超过一万倍；从“赝品”到拍卖明星，身份评价发生根本逆转。这不仅是艺术市场的戏剧性，更触及公共博物馆最核心的底线：谁有权决定文物的生死？捐赠者的意志如何被对待？国家馆藏为何会流入私人市场？

《江南春》图卷图像，用于公共事件报道与学术讨论，图片来源：网络公开资料。

一、为什么“公器私用”在文博领域格外致命

在所有行业里，贪腐都有代价，但唯有文博领域的贪腐，是对时间本身的谋杀。

一笔工程款被侵吞，可以通过审计追回；一件文物被调包，却可能让一段历史永远失声。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权力，本质是社会的托付--我们把不可再生的文明交给极少数人看守。当看守者把“研究权”变成“处置权”，把“鉴定结论”变成“变现通道”，这已不只是经济犯罪，而是对博物馆公信力的背叛，是对呕心沥血耗尽生命的收藏家的侮辱，更是对人类文明延续的终结。

作为收藏家群体，我们最无法容忍的正是这一点——不是市场逐利，而是披着公共外衣的私欲。

一件合法藏品从库房走向资本利益的市场，只需要三句话：“经鉴定为伪作”、“按规定退出序列”和“调剂处理”。

庞元济（莱臣）历史照片，用于人物背景说明，来源：公开史料。

二、我们为什么如此愤怒

许多人不理解：不过是一幅画、一件器物，为何收藏家们情绪如此激烈？

因为我们太清楚一件文物背后的重量——是家族数代人的守护、是战乱中以命相护的记忆、是与时间搏斗的幸存者。当它被以“顾客”之名、以离谱低价卖出时，被侮辱的不只是物品，而是整条文化生命线。

作为长期活跃于艺术市场的收藏家俱乐部成员，我们也讨论过“南京博物院文物流失仇英《江南春》图卷事件”，达成的共识是：

1. 庞莱臣旧藏的整体可靠性极高

庞莱臣生前与吴湖帆、张大千等交往密切，其藏品来源清晰、递藏有序。无论北京故宫、台北故宫还是上海博物馆，都将庞家旧藏视为镇馆级资源。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，将其中多件核心书画简单定为“伪作”，在学理上极为反常。

2. 即使“伪作”，也不等于可退出

文博界的基本伦理是：捐赠品首先是历史见证；“伪作”可能是明清旧仿，同样具研究价值；博物馆并非只收藏“真迹”，更收藏“证据”。因此，南博以“伪”为由将其商业化处理，本身就违背博物馆学常识。

3. 6800元价格不合逻辑

上世纪90年代文物商店对书画的销售普遍实名登记，且即使是普通清代旧仿，价格也远高于这个价格。以“顾客”匿名出售几乎不可能发生，除非存在刻意规避追溯的操作。

4. 拍卖行的免责机制

全球拍卖行对书画真伪通常基于文献与递藏，不承担绝对保证责任。能被嘉德拍卖行估价8800万元，说明学界与市场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——这与“赝品”认定形成尖锐冲突。

更令人心寒的是：大量捐赠并非真正的“自愿”。

以“南京博物院文物流失仇英《江南春》图卷事件”为例：

南京博物院是1933年由蔡元培倡导建立中国第一家中国现代博物馆，当时叫“中央国立博物院”，其对文物藏品的鉴赏能力、整理能力、修补能力，甚至运输能力均可排第一，当时可谓当世无双。

南浔庞家当时是“四象”之一，祖上与红顶商人胡雪岩一起为左宗棠提供军饷，又与同是“四象”之一的张家联姻，两家同是孙中山先生的资助人，后又支持蒋介石当权，对中国近现代史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其中庞元济（1864年—1949年），字莱臣，是公认的晚清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江南收藏家之一，精于书画、瓷器与青铜器，其“虚斋”旧藏在近代艺术史上地位极高。

收藏不光要有钱，还要有学识，有眼力。行话说：“三五年瓷器，十年字画。”字画的鉴定在收藏中是极难的，很容易“打眼”（失误），同时字画也是最高端的收藏品。比如1924年溥仪离宫时多数带走的就是字画。因为瓷器再精美，在当时贵族看来，也只是器物，而只有字画才能代表文人的精神意志。

与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喜欢收藏孤品绝品的字画不同，庞家的收藏有清晰的脉络体系。庞元济收藏从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是真正的传承有序。从最早的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》开始，董源（唐）、巨然和尚（唐）、黄公望（元）、王冕（元）、倪瓒（元）、钱选（元）、沈周（明）、文征明（明）、唐伯虎（明）、仇英（明）、吴历（清）等等。1949年庞元济过世，但当时兵荒马乱，时局动荡，庞老太太不愿搬去台湾，庞家便留了下来。接下来“公私合营”、“反右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只道“匹夫无罪怀璧其罪”，庞家巨富，那么多稀释珍品，谁不眼红？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早在1953年就盯上了庞家的藏品，就说过“该归国家”，后来更是1958年1959年多次催缴“上交国家”。庞家为形势所迫，不得不“捐献”珍藏，正所谓“善财难舍”。在1959年1月庞元济的孙辈庞增和把137件字画交给了南京博物馆。

南博“情况说明”称，1961年由张珩、韩慎先、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将五幅争议画作鉴定为“伪”，1964年又由王敦化、徐沄秋、许莘农等再次鉴定为“假”。其中前三人为公认的书画鉴定大家，但后两人身份长期存在争议，被庞家后人质疑“并非专业鉴定家”。

但是庞家捐赠远不止这137件字画，上海博物馆也获得过庞家人的捐赠，其后南京博物馆曾以“借画展览”为名又"借走"数幅画作，不曾返回。可想而知，论庞家的收藏，不论放在哪个博物馆都可当做“镇馆之宝”。行内只要看到庞元济的印章，就可判定真品无疑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抄家，把庞家的字画抄走了三卡车。文革后也没追回几个，不是被毁了，就是丢了，或是被人拿走。很多政客称之为“历史遗留问题”，但如果当时庞家人去了台湾，至少也不至于这么多绝世珍宝“销声匿迹”。

《江南春》图卷图像 和 庞莱臣印章图像，用于公共事件报道与学术讨论，图片来源：网络公开资料。

三、对捐赠者的尊重：被忽视的核心伦理是机制的奔溃

即使是今天，收藏家们采用信托、基金会等保护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，但也会在某些时刻，同样失效和脆弱。

我们经历过：政策一夜改变、产权解释被重新定义、机构承诺随人事消散……于是形成中国式悲剧：私权不被充分承认，公权又缺乏稳定伦理。这并非孤例，以“办展”“保护”为名的低价收购，以“捐赠”为名的集中控制，最终是大量作品与记录一起蒸发。很多大师一生的痕迹，就这样在仓库与人情之间化为无形。

整起事件最令人痛心之处，在于对捐赠者意志的轻慢。

庞叔令多年要求查阅，却遭拒绝，直到法院介入才部分公开。这种封闭姿态，与公共机构定位严重背离。一个国家的文明高度，往往体现在如何对待捐赠者。若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无法保障，未来谁还敢将毕生收藏交付公器？

此次风波牵出三大结构性问题：

1、身份重叠风险

徐湖平当时的南京博物院馆长，曾兼任江苏省文物总店法人，形成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”的利益闭环。

补充说明：鉴于购买者真实身份是艺兰斋的老板陆挺，陆挺过世后未留遗嘱，子女争夺家产，将这件镇店之宝明代仇英《江南春》图卷送拍变现，拍卖行估价8800万人民币，预估成交远超一亿。2025年5月被庞叔令在拍卖预展上发现，遂立即向国家文物部门举报，拍卖公司后撤拍。

此种状况令人无法不质疑：利用法律漏洞，博物馆故意鉴定为“赝品”，将之送入文物商店销售，被指定的同伙低价买走，之后再拍卖行高价卖出，共同分赃。

2、馆藏退出机制失控

1986年《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》本为学术性调剂，为解决当时博物馆运营资金不足的暂时性举措，却被用于商业流转，缺乏第三方监督。

参考《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博物馆登记方法》，捐赠藏品进入馆藏，博物馆确实有权利处理藏品，但是五幅古画被鉴定为”赝品“的是：仇英《江南春》图卷、赵光辅《双马图轴》、王绂《松风萧寺图轴》、王时敏《仿北苑山水轴》、汤贻汾《设色山水轴》。被鉴定的5幅“赝品”中的宋代赵光辅《双马图轴》，曾出现在2014年上海嘉泰拍卖上，成交价为230万人民币。钤印为“庞元济印（白）”、“莱臣眼福（朱）”，均可证明出自庞家捐赠之物。难道不是监守自盗？也绝对不是孤立事件，在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都存在这种事件。

3、权力化鉴定真伪难辨

南京仍存十万余件故宫旧藏，其安全不仅是地方问题，而是国家文化主权问题，特别是中国古书画的真伪判断本就难题。因为书画多为师徒代笔与作坊合作；缺乏原始签约与见证；材料年代难以精确到人；创作者的不同时期不同状态的不同画风，更甚者鉴定人的学术资质和当时的状况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量，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利益。

因此，学界早已形成共识：鉴定是概率，而非审判。即使故宫的国宝级作品，也难言“绝对真”。在这种前提下，将鉴定结论直接等同于处置依据，本身就充满风险。更值得警惕的是“权力化鉴定”，当鉴定人同时掌握行政处置权，真伪就可能沦为利益工具。2025年的《江南春》事件恰恰暴露了这种制度缺陷，而2008年的《金缕玉衣》骗贷5亿事件也是如此。

金缕玉衣图像，用于文化比较讨论，图片来源：网络公开资料。

四、问题的真正结构是让“消失”不再那么彻底

谁看守看守者？

我们面对的不是个别人，而是一套危险结构：

鉴定权与处置权合一——谁说了算，谁就能变现。

信息垄断——档案不公开，真伪无法辩论。

捐赠者失去主体——一旦交出，就再无权过问。

市场洗白通道——拍卖与展览成为履历制造机。

要让博物馆重新赢得社会信任，至少需要：

所有捐赠品永久不可商业化的法律红线；

鉴定与处置的完全分离；

馆藏流转的可追溯公开账本；

引入捐赠者后人的参与监督权。

博物馆不是权力的保险柜，而是信任的契约。如果连捐赠者的心血都可以被轻易抹去，那么被伤害的将不只是类似于庞家这样的捐赠者，而是整个社会对历史与文化维护的敬畏之心。

同时，我们想把解决办法说得非常具体，给每一位收藏家能握在手里的工具。

1. 捐赠前的“三重铁证”

任何藏家在捐赠前必须完成：

• 高清影像档案：多光谱、细节、装裱与修补痕迹

• 第三方著录：至少两家独立学术机构

• 法律附条件：

◦ 永久不得商业处置

◦ 任何退出须经家属与第三方同意

◦ 公开展示与查询权

这应成为行业共识，而不是个人选择。

2. 民间“平行档案”

由收藏家社群建立：

• 口述史

• 实物影像

• 展览与流转记录

• 见证人名录

即使官方档案被修改，仍有另一套可对照的记忆。

我们完全帮助收藏家成为社会记忆节点。

3. 鉴定的分权机制

倡议三条底线：

• 鉴定人与处置人绝对分离

• 重大捐赠品设终身冻结条款

• 争议品必须引入跨机构复核

4. 对拍卖行的伦理约束

• 明确拒收“来源为公共机构退出”的作品

• 建立黑名单与溯源披露

• 对可疑拍品承担连带责任

5. 给在世艺术家的建议

• 重要作品建立“生前清单”

• 录制创作口述

• 指定可信的民间见证人

• 不要把全部交给单一机构

《江南春》图卷图像，用于公共事件报道与学术讨论，图片来源：网络公开资料。

六、写给收藏家同道

作为收藏家，我们这一群人平日其实很安静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更愿意谈纸上的墨色、瓷上的包浆，谈递藏的脉络，而不是权力与是非。

我们这一代或许无法立刻改变体制，但至少可以做到“不做沉默的见证者”、“为前辈留下可被核验的记忆”，以及“让后人拥有追问的线索”。收藏的意义，本不在占有。走到今天，我们常想：收藏最终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收藏的终点不是变现，而是让文明活着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们的藏品必须离开双手，也应带着尊严走向公共，而不是走向黑市。

这一次，许多沉默的收藏家都站出来说话。不是因为一幅画的高价，而是因为害怕——害怕有一天，我们把最珍贵的东西交出去，却发现它们在无人处被悄悄搬走。

比文物更脆弱的，是信任；比信任更脆弱的，是记忆。当公器被私欲侵蚀时，唯一的抵抗就是记录、发声与连接。让我们至少做到：让“消失”不再那么彻底，让时间还能为后人作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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